编者按:
这是一起由公安部督办的特大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文物犯罪团伙,犯罪活动专业化、链条化,盗墓、文物转运、收藏、倒卖一条龙作业,犯罪嫌疑人涉及九省二十多个地市,非法交易额超亿元。
湖北随州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十多人,追缴和冻结涉案资金一千二百余万元,扣押涉案车辆七辆,收缴文物一百五十一组一百九十八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八件、二级文物二十六组三十六件、三级文物七十一组一百零四件、一般文物四十六组五十件。文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连国家文物局的专家组都惊叹不已!国家一级、二级文物为国宝,价值无法估量,据估算,仅三级文物市场价就达亿元以上。收缴文物中有一件带铭文的青铜鼎,为曾侯宝用,比著名的曾侯乙编钟还早三百年,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楔子
湖北随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近几十年来,随州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因此随州也被称作“青铜器之乡”。
在随州郊外,呈扇形分布着擂鼓墩、叶家山和义地岗等多个古墓葬群,现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区。据考证,那里是春秋战国时期曾国(今随州、枣阳一带)的王侯、贵族墓葬区。
1978年,随州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随州擂鼓墩发现了一座距今两千四百多年的古墓,即曾侯乙墓。墓葬规模之大,随葬品数量之多、制作之精、保存之完整,极其罕见。共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以及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竹简等文物多达一万五千余件,有许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其中九件文物被定为国宝。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曾侯乙墓发掘出了一套大型编钟,共六十五件,为青铜铸造,总重量达2567公斤,全长十米,高2.73米,上下三层,编钟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八根圆柱承托,气势宏大。更让人惊奇的是,这套编钟埋藏在地下两千四百多年,出土后仍音色优美,音域宏广,古今乐曲都能演奏。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曾侯乙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的定音频率为256.4赫,与现代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同。音域可以达到五个八度,音阶结构接近于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
曾侯乙墓中还发掘出了编磬、鼓、瑟、琴、笙、箫、笛等种类繁多的乐器。编钟上标有“曾侯乙作”以及和音乐有关的铭文两千八百多字。远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公元前433年,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还要早将近两千年。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时,著名音乐家谭盾将曾侯乙编钟搬上现代舞台,十二名乐手敲击编钟,演奏了交响曲《1997:天·地·人》辉煌的乐章。2008年,谭盾以湖北曾侯乙编钟的原声与玉磬的声音融合,创作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颁奖仪式音乐,形成“金玉齐声”、“金声玉振”的音乐效果,让全世界再次感受到编钟音乐的神奇和美妙。
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发掘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曾侯乙编钟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继曾侯乙一号墓发掘不久,1981年又发掘了擂鼓墩二号墓,再次出土了成套大型编钟,使擂鼓墩闻名遐迩。擂鼓墩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已探明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墓有两百多座。
2011年,湖北随州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湖北省文物局考古队对随州叶家山古墓群进行发掘,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对发掘进行了现场直播。经过考古工作者四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共清理墓葬六十五座和车马坑一座,出土陶器、青铜器、瓷器、漆木器、玉石等各类文物七百三十九件套,其中青铜器三百二十五件。最为重要的是,在多座墓葬的青铜器上刻有“曾侯”和“曾侯简”等铭文四百余字,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五百余年。同时还发现了四件原始青瓷,这是湖北乃至长江流域发现的最早的原始青瓷。这次发掘对西周历史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地书”(即出土文物)证实曾国在历史上存在了大约七百年。随州叶家山古墓群考古发掘先后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1年2月至2012年4月,湖北省文物局考古队对随州义地岗古墓群进行勘探,发现大小古墓葬五十余座,大多为东周时期的土坑墓,另有少量东汉砖室墓,墓葬群保存较为完好。近年来这里出土了一些带“曾”字或“曾侯”铭文的青铜器,考古专家认为义地岗同擂鼓墩、叶家山一样,都是曾侯贵族公墓。由于义地岗古墓群发现较晚,周围有民房,规划施工工地较多,文物管理部门对已发现的接近计划施工区域的古墓葬及一些晚期墓葬,将按照程序申报考古发掘。随州叶家山古墓群和义地岗古墓群都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区。
随州地下埋藏着无数宝藏,成为一个十足的地下博物馆。近年来,在修公路、建房屋等施工动土时,不时挖到古墓,农民刨土时,有时也会挖到青铜器。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特别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的报道,随州文物名扬天下。由此不可避免地,随州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盗墓贼和文物贩子的目光,一批又一批盗墓贼带着“洛阳铲”等盗墓工具来到随州,对古墓进行疯狂盗掘。
一场盗墓与反盗墓的斗争随之展开。
古墓魅影
2011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是中元节,也称鬼节,是中国传统祭祖的节日之一。
傍晚时分,地处随州市郊的义地岗村村民们有的来到房前屋后,有的走到荒郊野外,烧纸钱、燃蜡烛、放河灯,以这种方式祭奠先人、怀念亲人、祈福未来。时值七月半,月亮应该很圆很大,但这一天是多云转阴,月亮在天空只露了一会儿脸,就被满天的乌云遮挡,不见了踪影。
夜幕下,随州城里万家灯火,但城郊野地里却是一片漆黑。晚上十时许,村民们都已关门闭户,关灯熄火,早早入睡了。没有月光,也没有灯光,义地岗古墓群显得静谧而诡异。因为是鬼节,人们烧完纸,祭了祖,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夜晚一般都不出门。
夜色中,两辆越野车一前一后沿着偏僻的季仕梁路向义地岗村驶去。几行车灯划破了夜幕,显得格外刺眼。汽车绕过义地岗村,引来几声犬吠,但没有引起村民的注意。越野车又往前开了几百米,最后在义地岗古墓群附近的土路上停了下来。
“到了,车不能往前开了,就停这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男子说,“前面就是墓地了。大家就在这里下车,拿好工具,走过去。”这名男子是随州本地口音,显然他是带路人。
驾车的男子对后面的人说:“俺们几个人先把工具拿过去,按照白天做的记号先探,探好后再挖。这个村里的狗特别多,也很厉害,大家动作要快,尽量不要用矿工灯,免得把巡查人员引来。你们几个人分头到前面路口去放哨,有什么情况,打俺们的电话。”这名男子是山东口音,他似乎是个领头的。
山东人拉开车门,跳下车来,前后两车的人也都跟着他下了车。他们一共有十多人。随州人指了指左边的一片荒地,对前面一辆车里下来的人说:“你们几个探这边。”又指了指右边的高粱地,对后面一辆车里下来的人说,“你们几个探那边。探到墓后再一起挖。行动一定要快,要赶在天亮前收工。”
这伙人都穿着民工们最常穿的迷彩服,他们背着背包,头戴矿工灯,手拿洋镐、十字镐、铁钎、铁锹、“洛阳铲”、绳索、绞盘等工具,像鬼魅一般消失在一片漆黑的野地里。他们的脚步声惊飞了几只小鸟,惊动了几只青蛙在田间跳跃。
不一会儿,田野里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接着传来“咚咚”的挖地声。挖掘的声音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引来村里的狗一阵一阵地狂吠。
这是一伙盗墓贼,他们对义地岗古墓文物觊觎已久,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在此前详细打探的基础上,选择在鬼节这天夜里,利用人们不愿出门的心理,对古墓进行疯狂盗掘……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几位早起的村民发现田间地头出现了大量新土,想起昨夜的阵阵狗吠,估计是盗墓贼来了,就向村里负责看护义地岗古墓群的村民报告。
村民们知道这里是他们曾国祖先的墓地,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看护好它。此前不久,一位姓郭的村民在翻耕土地时,意外挖出了一只二十多公斤重的青铜编钟。一个文物贩子听说后,要以二十万元的价格从他手里收购编钟,被该村民当场拒绝。他当即联系随州市博物馆,将编钟上交。这位村民说:“出土文物是国家财产,违法的事情我不做,上缴国家是我应尽的义务。”
负责看护义地岗古墓群的村民得到消息后连忙前往巡查,发现一处古墓旁边有一个被树枝掩盖的探测井。他常年负责古墓保护工作,有些经验,马上确定是有人来盗墓了。看护人员将这一情况汇报给随州市文体局,文体局立即派人与他一起到古墓群仔细查看,在探测井附近的地里发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坑,有的是“洛阳铲”挖的圆形探洞,有的是几米深的方形坑。
随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立即指派曾都分局和东城街派出所民警赶往现场,发现在一处较大的坑旁边散落着编织袋、矿泉水瓶和烟头。
义地岗古墓群在随州市曾都区东城办事处辖区,面积约十八万平方米,古墓分散在文峰塔社区等几个村落的荒郊野外。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古墓既无土堆,又无明显标志,有的还叠压在村民的耕地、菜园,甚至是民房下面,保护起来十分困难。随州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加大了古墓监护力度,组建专业的巡逻队,还和当地群众签订协议,请他们协助保护,同时,在重点地段或古墓群附近安装视频监控。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义地岗古墓早已被一些盗墓贼盯上了。近年来,一批盗墓贼在这里落网。
当地一位负责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说:“受暴利驱使,一些文物犯罪分子一旦瞄上了古墓,就像老猫枕咸鱼,会日夜睡不着觉,迟早要下手。那些盯上了义地岗古墓的盗墓贼有本地的,也有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些人来了就在随州住下,他们装扮成游客、农民工、拾荒人员,白天在墓地周围转,瞅准了,晚上就带着工具出动,盗挖古墓。特别是一些外地来的盗墓贼,他们工具先进,技术较高,两三个小时就能挖开古墓,让我们防不胜防。”
2010年9月15日,义地岗东周古墓群遭盗挖,文物保护人员闻讯赶来试图阻止,竟遭遇盗墓贼袭击,两名文物保护人员被打伤。2011年4月以来,义地岗古墓群多次发生盗挖案件,7月14日深夜,犯罪分子竟采用爆破方式盗墓,气焰十分嚣张。
这次的盗墓案发生在中元节。中元节本是人们对先祖和去世亲人进行祭奠的日子,目的是让逝者安息,活着的人心灵得到慰藉。然而,这一天,沉睡在地下两千四百多年的曾国先人被盗墓贼以这种野蛮的方式侵扰。
端掉“一锅子”
两周后的8月28日,就在随州警方对中元节古墓盗掘案开展调查时,民警又接到群众报案,义地岗古墓群于8月27日夜间再次被盗掘。
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分局刑警和当地文物专家到被盗掘的古墓现场勘查。现场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盗洞,周围有从古墓里挖出的五色土和从青铜器上脱落的铜锈。五色土是青铜器在土壤里经过漫长时间的氧化形成的土壤颜色,考古工作者可以通过五色土的颜色和走向判断古墓的准确位置,有经验的盗墓贼也据此来寻找古墓。专家们根据现场情况推测,盗墓贼已打开古墓,盗走了数量巨大的青铜器。
这是什么人干的?他们究竟盗走了什么文物?会不会从地底下偷走了类似编钟这样的无价之宝呢?现在,还不得而知。
寻找古墓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活儿。从警方破获的几起盗墓案来看,盗墓团伙成员中至少有一到两个“专业技术人员”。据一些报道称,盗墓诀窍有些类似于中医诊疗手法,即“望、闻、问、切”。
“望”即看风水。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大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由于古人迷信风水,因而多数古墓都建在“风水宝地”上,如依山面水之处,尤其是古河道的拐弯处,必然是墓葬聚集之地。此外,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都是盗墓贼作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比如,有古墓的地方,由于泥土曾被翻掘和踩踏,庄稼的长势会比旁边的差一些。
“闻”即闻气味,依照气味的不同来分辨某处是否有墓葬。如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常被灌注水银和朱砂用于防腐;而唐宋之后的墓葬墙壁上通常涂抹有青膏泥。这些特殊物质散发的气味,一般人难以察觉,而盗墓贼总能敏锐地辨别。“闻”的另一层含义为听声音。一般的大型古墓,一旦受到较大震动如打雷时,就能向地表传出不同于别处的声响。
“问”就是踩点。盗墓贼一般都能说会道,尤其善于与老人谈古论今。每到一处,他们便会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的身份,拜访当地的老人,通过交谈,从当地传说中获取有关古墓的信息。有时他们也会通过当地史志搜罗信息。
“切”,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一是指发现古墓后,根据地势等情况,准确地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墓穴;二是打开墓中棺椁后,没有遗漏地摸取死者身上的宝物;三是触摸到文物后,即能判断其为哪个朝代的文物、价值几何等。
有时,盗墓贼会用“探宝仪”。只要是金银铜铁等金属在地下,“探宝仪”就会根据不同的金属发出不同的报警声。盗墓贼找到古墓后,一般会用“洛阳铲”在墓葬周围密集式“扎针”,以确定古墓的长度和宽度,并根据“扎针”取上来的土判断该墓是哪个朝代的,是平民墓还是贵族墓,是“生坑”还是“老盗”(已经被盗过的墓)。
查看了盗墓贼在义地岗古墓群打的盗洞,专家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盗墓团伙,而且手法专业。
随州市公安局和曾都分局领导十分重视此案,当天成立侦破专班,正式启动“8·28”盗掘古墓葬案侦破工作。侦破专班迅速采取了多种侦查措施,民警在开展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的同时,对以前发生和破获的盗墓案件进行全面清理,对涉及盗墓和文物违法犯罪人员包括已打击处理和未抓获的人员进行重点调查,并广泛发动群众提供案件线索。市公安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重点区域或重点部位的人防技防,由当地派出所组织保安、村民夜晚在古墓周围巡逻,以防盗墓案件再次发生。
民警在调查走访时,据古墓看护人员回忆,他每天要巡查一次古墓群,上一次巡查时并未发现这个坑,这个坑应是盗墓贼几个小时前才挖的。民警到附近村庄挨家挨户走访村民,义地岗古墓被盗的消息在村里已传开。
“昨夜听到狗叫没有?”
“狗叫了一夜,下半夜叫得最凶。我们还以为是盗牛贼来了呢,没想到是盗古墓的。”几位村民都这样说。
“听没听到爆破的声音呢?”
“这次没有听到。以前曾经有过。”
“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陌生人到村里来?”
有一位村民反映,27日下午,在村子外边停了一辆小汽车。那辆车肯定不是村里人的,义地岗村不大,谁家有什么车,村里人都知晓。那车也不像是村里人亲戚的车,因为哪家来的亲戚一般会把车停在哪家门口,而那辆车停在了村口。
“那辆车是什么颜色?看没看清牌照?”
在民警的提示下,村民回忆,那是辆黑色越野车,牌照上有一个“鲁”字,牌号多少当时没有在意。这条不起眼的线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从公安部通报的全国盗掘古墓案来看,盗掘古墓犯罪呈团伙化、专业化、机动化、跨省作案、流窜作案的趋势。犯罪团伙从打探查看古墓情况,到运送人员、盗掘工具,再到作案后逃离现场、转移赃物,常常使用汽车、摩托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高速机动。
那辆山东牌照的越野车与盗墓团伙有没有关系呢?会不会是犯罪团伙成员白天来观察打探情况呢?当天,随州市公安局正好布置“每周一查”行动,民警当即封住路口,在全城展开针对可疑车辆的大清查。
傍晚,民警在随州城区舜井大道水晶宫酒店附近发现了挂山东牌照的可疑车辆,车牌尾号为“391”,车内有绳子、“洛阳铲”等盗墓工具。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得知该车驾驶员是虞大军,2011年以来曾多次和一伙山东人接触。
民警分析,那伙人可能就住在水晶宫酒店附近,立即决定扩大搜索范围,对水晶宫酒店以及附近的恒昌大酒店、王婆时尚旅店的住宿旅客进行排查,发现水晶宫酒店、恒昌大酒店住有一些山东人。这伙人民工打扮,鞋子和衣服上还有新鲜的泥土。
傍晚六时许,曾都公安分局调集警力展开行动,在水晶宫酒店、恒昌大酒店一举将盗掘古墓嫌疑人许海防、荣若巨、王云荣、荣丰收等八人抓获。这八人均为山东淄博人,民警冲进他们居住的客房时,他们正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房间里一片狼藉,有铁锹、十字镐、“洛阳铲”等工具。民警随后在其客房和两辆车上搜出了绳子、头顶灯、迷彩服等,并从其背包内发现了青铜器残片及两件古玉器。
初步审查后,这伙人交代了在随州盗掘古墓的事实,并供出还有四名随州本地人参与作案。这四名本地人没有住旅店,作案后就逃走了。随州警方之后在湖北襄阳、安陆展开行动,将参与盗墓的随州本地人李斌、李建新等四人抓获归案。这伙盗墓贼交代了在随州几次盗掘古墓的情况。
2011年4月,犯罪嫌疑人李建新策划在随州盗墓,因对随州古墓情况不熟,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斌、虞大军等人。几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对义地岗古墓下手。李建新又邀来山东人许海防、荣丰收等四人。清明节前后,他们趁人们扫墓祭祖之机,连续三天晚上对义地岗一座古墓进行盗挖,盗走数件青铜器文物。这批文物出手后,他们获赃款十二万元,李斌、虞大军等几名本地人分得七万元,荣丰收等几名山东人分得五万元。
8月14日晚,李建新、李斌、虞大军、许海防、荣若巨等七人再次聚集随州,趁七月十五鬼节人们晚上不出门之机,前往义地岗对一座古墓进行盗掘,挖出几件青铜器。盗得的文物于次日以六十万元的价格卖掉,李斌、李建新等本地人分得四十一万元,许海防、荣若巨等山东人分得十九万元。
8月26日晚,在李建新的安排下,虞大军、李斌等开车与许海防、荣若巨、荣丰收等七名山东人再次到义地岗盗掘古墓。李斌、虞大军、皮斌等人事先到古墓群进行探测,选准一座古墓,晚上由许海防、荣若巨、荣丰收等七名山东人进行盗掘,李斌、虞大军、皮斌等人分头到现场外围放哨。他们挖到凌晨三点钟,因没有挖到墓底,盗墓未果。见天快亮了,他们隐藏洞口,清理现场,收工离开。27日晚,这伙人再次来到义地岗,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深挖,至凌晨三点钟左右,挖出七件青铜器文物。28日,李建新、虞大军等人将盗得的文物卖掉,获定金五十万元。
这伙人盗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文物?他们说是“挖出了一些破铜烂铁,主要是一些青铜器”。至于是些什么样的青铜器,也只能描述个大概的形状,这些青铜器具体叫什么名称,是青铜鼎还是青铜簋,等等,他们确实不知道。
盗墓是一个古老的犯罪职业,盗墓贼在一个锅里吃饭,被称作“一锅子”。随州市公安局经过侦查,破获义地岗古墓系列盗掘案,一举抓获十二名盗墓贼,可以说成功地端掉了“一锅子”。然而,专班民警对这伙人的住地和租住的酒店客房反复搜查,只发现了藏于背包内的青铜器残片及两件玉器,没有发现其他被盗文物。
据这伙盗墓贼交代,他们几次盗墓共挖出了二十件青铜器,许多青铜器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更不知道叫什么名称,只知道28日挖出的文物中有青铜鼎什么的。那只青铜鼎以及其他文物出土后当天就被一个外号叫“小胖子”的山东人收购走了。
28日那天,李建新、李斌、虞大军、许海防等人盗墓得手后,就给“小胖子”打电话,“小胖子”带着一个人前往水晶宫酒店跟他们见面。“小胖子”看了他们盗得的青铜鼎等七件文物后,对那个青铜鼎爱不释手,最后决定将七件文物一起打包收购。
之后双方谈妥以二百万元成交。当天下午四时,“小胖子”先支付了五十万元,将青铜鼎等七件文物一起拿走了。也就是说,“小胖子”在警方晚上六时采取行动之前的两个小时,就带着青铜鼎等文物离开了酒店。
盗墓贼交代的那只青铜鼎引起警方和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一直在研究青铜器文物,曾带队负责对随州叶家山古墓群的发掘和义地岗古墓群的探测工作。他说:“在商周时期,礼制和墓葬制度十分严格。青铜器既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工具,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青铜鼎当初本是一种用来烹食的器皿,之后发展成了一种祭祀礼器。”据传大禹建立夏朝之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金属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于是之后才有“问鼎”之说。商王制司母戊鼎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也为祭祀之用。鼎成了王权的象征,君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贵族墓葬也遵循这一制度。如果在古墓中发现了青铜鼎,就基本能判断这是一座贵族墓。
根据几名盗墓贼的描述,他们在义地岗古墓挖出的是一只三足双耳的青铜鼎,至于那是一座什么人的墓,出土的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懂得挖墓,对文物不是很精通。现在,盗墓贼从古墓中挖出的青铜鼎等二十件文物都流向了“小胖子”那里,为了找到这批文物,必须先找到“小胖子”。
南派三叔的小说《盗墓笔记》中的盗墓高手外号叫“胖子”,“胖子”真名叫什么,作者没有写,可能认为名字不是很重要,而读者呢,只知道他叫“胖子”就够了。在随州古墓盗掘案中的那个“小胖子”姓甚名谁、住在哪里,这伙盗墓贼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小胖子”是山东人,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中等个子,山东口音,而且人如其名,的确是个胖子。他们跟“小胖子”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一个手机号码,但现在这部手机已关机。经查,这是一个没有实名登记的号码。
侦破专班对“小胖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一直没有结果。几个月过去了,“8·28”盗掘古墓葬案件进入起诉环节,可是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收购这批被盗文物的“小胖子”一直在逃,涉案文物一直未被追回。
追踪“小胖子”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口袋里的闲钱越来越多,收藏热不断升温。特别是近年来,《鉴宝》、《寻宝》等电视节目的播出,文物拍卖价格的飙升,激起了人们对财富的狂热梦想。于是,盗墓这一古老的犯罪有愈演愈烈之势。天下有多少盗墓贼?网上有的说有一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哪里有古墓,哪里就有盗墓贼。
2011年5月11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会议,部署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十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开展为期八个月的“2011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会议通报了全国文物安全形势,文物犯罪近年来呈现高发态势,特别是盗掘古墓葬犯罪突出;而大量的田野文物范围广,防盗难度大,往往防不胜防。从全国来看,各地古墓保护措施一般是组建专业的巡逻队,在重点地段或古墓群附近安装视频监控,与当地群众签订协议,给一点儿报酬,由他们协管。多维度的保护模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抓获或驱散过一些犯罪嫌疑人,但在暴利驱使下,目前的保护机制显得十分脆弱。看护人员不足或无人看护,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此外,《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对盗掘古墓葬犯罪的死刑后,一些古墓葬包括历代皇家陵墓越来越多地成为犯罪分子的侵害目标。
2011年3月9日,河北省蔚县南安寺塔地宫被盗(该塔始建于北魏时期,于辽代重建,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6月4日,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雍城秦公六号陵园被盗(该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以来,新疆策勒县达玛沟佛教遗址多次遭盗掘,毁坏严重……
随州是湖北乃至全国的文物大市,也由此成为盗墓贼眼里的肥肉,成为盗掘古墓葬等文物犯罪的重灾区。
“如果对盗墓团伙打击不力,犯罪活动势必更加猖獗。这次我们一定要下大决心,对盗掘古墓犯罪打准、打狠,打出随州警方的声威。”随州市公安局领导统一思想。
“8·28”盗掘古墓案发生后,随州市公安局将案情逐级上报,公安部和湖北省公安厅高度重视,2011年9月25日,公安部将此案列为重大督办案件。鉴于该案案情重大,涉案文物价值巨大,涉案人员抓捕难度大,2012年5月8日,随州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决定,由市局组织成立“5·8”专案组直接侦办。随州市公安局局长傅义担任专案组指挥长,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蔡秀国任副指挥长,市局从刑侦、经侦、治安、禁毒、特警等部门抽调二十多名精兵强将充实专案组。
局长傅义在专案组会议上指出:“办理文物案件,追赃难度大、办案成本高、牵涉精力多,我们要从大局着眼,站在对历史负责、对老祖宗负责的高度来认识打击文物犯罪的重要性,为随州人民守好曾国的故都,守好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不遗余力,迎难而上,努力把案件办实办大办好,尽量为国家挽回损失。”傅义还对专案组提出“五坚持一严禁”的要求:坚持依法办案,坚持高质量办案,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坚持遵守财务纪律,坚持案件集体研究,严禁徇私枉法。
为防止泄密,同时为转移盗掘、倒卖文物犯罪分子的视线,市局特地将该案命名为“5·8”禁毒专案,要求专案民警严格保密。民警张俊、熊国良、张军、李义伦、孙韧等抽调到专案组工作后,单位其他民警见他们整天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于是好奇地打听,他们就敷衍说在破一个毒品大案。有的民警为了办案,经常一两个月出差在外,不能回家。民警家属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便到公安局来询问情况,甚至找局长要人。民警单位领导只好解释说,是安排他们侦破毒品案件去了。
为了破案,办案民警恶补文物知识。一有时间,他们就到博物馆看,到古墓现场看,到文物市场转,上网查资料、查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有的民警甚至对网上流行的盗墓小说如《盗墓笔记》、《鬼吹灯》等也进行研读。几个月下来,民警们几乎都能随手画出随州古墓分布方位图,谈起古代青铜器中的礼器、酒器、食器、兵器、乐器以及古代墓葬制度,也都头头是道。民警们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伙“盗墓专家”,破案工作要求民警必须成为“反盗墓专家”。
现代盗墓团伙中很多人掌握了专业的考古知识,有的还运用现代化的仪器和先进技术进行盗墓,下手准确,行动快捷。据悉,现代盗墓团伙仍留传着古代盗墓行当的文化,根据分工不同,盗墓行当有着不同的称谓,如“掌眼”、“支锅”、“腿子”、“下苦”等,盗掘、运输、窝藏、销赃等一条龙作业,都是由以上角色完成的。
盗墓团伙的全班人马叫“一锅子”。“锅”里的核心人物是“掌眼”,又被称为大哥。“掌眼”掌握着大量文物信息,不仅有寻找古墓的本领,也有鉴别文物的能力,还有对文物的定价权。他们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线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购买墓内文物的初级收购商。“掌眼”一般掌握着几个“支锅”,控制着盗墓及文物倒卖团伙,是盗墓活动的幕后推手。
“支锅”是每一次盗墓活动的负责人,也被圈儿里称作小老板,类似于包工头。盗墓前期投入的资金、设备,以及后期人手的工资都由他来筹措。挖出的文物如果没有事先被“掌眼”或投资人买断,就由“支锅”处理。一单活儿干完,无论这一“坑”出货还是没出货,价值高与低,“支锅”都得向合作者支付事先谈好的价钱。事成之后分红,“支锅”能分到两份,其他人只能分到一份。
“腿子”是盗墓活动中的技术人员,他们在盗墓过程中扮演着项目经理的角色,负责探寻墓地的具体位置,以及确定里面是否还有文物等。“支锅”不在现场,“腿子”就有绝对的权威。
在盗墓产业链中,最底层的是“下苦”。“下苦”多是农民工,从事挖掘工作。通常情况下,即使“支锅”盗取一座古墓的利润达到上千万元,一个“下苦”也只能得到几百元到几千元的报酬。
为了保证货源,一个“支锅”手里一般都控制着几个以“腿子”为首的盗墓群体(“施工队”),为了保证盗得的文物能快速出手交易,“支锅”必须依靠“掌眼”定价或收购,有时几名“支锅”供养着一个“掌眼”。盗墓团伙就靠这种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生存。
民警分析,在义地岗的几起盗墓案中,文物出土后就被收购了,说明盗墓贼背后一定有一个完整的盗销链条。试想,谁会这么快就知道文物出土的消息,并一次性支付几十万现金来购买这些文物呢?在“8·28”案件中,“小胖子”交付五十万元定金后就把全部文物拿走了,说明他对出土文物有优先收购的特权,似乎充当了“支锅”的角色。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专案组反复分析案情,认为“小胖子”多次来到随州,他不可能不留下信息和线索,至于在之前的工作中没有查到他的踪迹,还是调查工作做得不够深入细致。专案组在前期侦查获取的犯罪信息基础上,对“小胖子”展开全方位追踪。
随州与山东相隔七百多公里,“小胖子”来随州后肯定要在随州住下,专案组于是对全市宾馆、旅店住宿信息进行筛查,寻找“男,三十五岁左右,山东口音,身高一米七,体形偏胖”特征的人,结果仍没有发现嫌疑人。民警前往随州各公路收费站,对进出随州的山东牌照车辆进行排查,结果也没有发现符合“小胖子”特征的嫌疑人。
专案组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对铁路和民航的旅客信息进行筛查,重点对抓获的十二名“8·28”盗墓团伙成员的出行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这伙人近年来经常结伴而行,频繁往来于山东淄博、湖北随州、河南洛阳、山西太原等城市之间,几乎每次都有一个山东人和他们同一时间出行。专案组制作了一组此人的照片,打印出来,交给李建新、虞大军、李斌、许海防、荣若巨、荣丰收等人辨认,证实他就是“小胖子”。
经工作查证,此人叫刘小龙(化名),三十六岁,山东淄博人。民警前往山东淄博,结果却扑了个空,当地人说刘小龙好久没有回家了,他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发现“掌眼”
查清了“小胖子”的真实身份后,专案组先后调查了刘小龙登记的车辆信息和出行情况、住宿宾馆情况以及银行往来账目等,发现刘小龙频繁在淄博、武汉、随州、洛阳、北京等城市间往来。这几个城市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较为活跃的文物交易市场。
“小胖子”十分狡猾,他似乎已得知随州案发的消息,躲藏了起来。他躲到了哪里?特别是他手上的青铜鼎等二十件文物最后流向了哪里?专案组一直在追查,但好几个月过去了,却仍然没有发现“小胖子”的踪影。
就在民警深入追踪“小胖子”的时候,突然接到义地岗村民的报警:村里来了一伙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村民们怀疑这伙人是盗墓贼。有了上次古墓被盗的教训,村民们提高了警惕,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
这伙人会不会与“小胖子”有联系呢?民警快速赶到义地岗村,没有发现这伙人。村民说几分钟前那伙人坐着一辆白色无牌照小汽车离开了,可能还没有走远。民警立即驾车追赶,在随州城区一个十字路口追上了那辆无牌车辆,发现车内有三个人。民警就在后面悄悄跟着。那辆车在城里转了几圈,之后开到舜井大道香港街,最后在香港街古玩交易市场一店铺前停下,那三人进了店铺。
“你们两人下车,尽量靠他们近一点儿,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我在车上观察拍照。”专案组民警分头行动。
这三人在店里呆了好几个小时,不知道在谈些什么。他们出来后,又上车往义地岗方向开去。出乎民警意料的是,那辆车最后直接开到义地岗一村民家的院子里。
民警怕惊动了这伙人,就以租房为名从侧面打听,得知这户人家的主人叫王强,外号“王三”,是本村人。他很少在家里住,无正式职业,经常在城里游荡,那辆白色无牌照小汽车也是他的。民警还了解到,几天前,有三个外地人住进了王强家里。民警可以借登记暂住人口的办法,查清这三个外来人员的身份,但那样一来有可能打草惊蛇,好不容易发现的线索会就此中断。因此,专案组决定对王强等人进行暗中观察。
第二天,这伙人出了门。这次他们没有开王强的那辆汽车,而是上了一辆挂襄阳牌照的棕色小汽车。经查,这辆轿车的主人叫王宗新,湖北襄阳人。民警顺着王宗新的社会关系查下去,发现和他交往密切的有两人,一人叫张坚,一人叫彭江涛。
他们聚集在王强家究竟要干什么呢?在民警遇到这伙人的第五天夜里,这伙人拿着工具到王强家菜园子里挖土。隔着栅栏,距离又较远,民警看不清这伙人究竟在挖什么,猜测他们可能是在实施盗墓。
“他们挖掘的地点比较特殊,就在王强家的菜园子里。我们要不要采取行动?”负责现场观察的民警向专案组领导请示。
“如果我们现在去抓,他们可以说是挖鱼池子什么的。继续观察,不要急于行动,也不要靠得太近,以免暴露。”专案组领导指示。
这伙人挖了一夜,到天亮时才收工,之后回到王强家休息。民警分析这伙人第二天没有离开,可能盗墓还未得逞,于是就进一步加强监视。没想到,一连十五天过去了,这伙人一直没有动静。难道这伙人不是盗墓贼,或者他们放弃了盗墓行动?民警的忍耐力和判断力受到极大的考验。就在第十八天,这伙人终于有了动静。
这天上午,王强开着那辆白色无牌小汽车出门,直接把车开到随州的出城高速路,在收费站附近停下来,好像是要与什么人见面。
“大家注意观察,如果跟他接头的是‘小胖子’,就马上采取行动。”专案组民警制订了预案。
一会儿,一辆河南牌照的黑色轿车驶了过来,驾车的是一名中年男子,但他不是民警预想的“小胖子”。王强把两个纸箱子交给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看都没看就将纸箱放进了黑色轿车的后备厢。之后,两辆车一个回随州,一个去了洛阳。
民警分析,他们可能是在交易或转运文物。为了查清文物的去向,专案组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当即兵分两路,继续对两辆车进行跟踪。
跟踪王强的民警发现,王强返回市区后,到商场买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金链子戴到脖子上。张坚、王宗新等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出入高档消费场所的次数多了,花钱更大方了。这些情况说明他们盗掘的文物已经出手。跟踪黑色轿车的民警一路跟到河南洛阳,经查,黑色轿车车主叫马守峰,五十三岁,河南许昌人。
2012年6月9日,马守峰驾车带着纸箱子来到了洛阳西工区老文物市场街,最后进入一栋楼房五楼的一户住宅。民警调查得知,这栋房子是当地某单位的宿舍楼,租住这套房子的是一名武汉人,叫张建中,人称“武汉张哥”。
民警对这户住宅进行暗中监视,发现进出这里的人很多,几乎每天都有人拎着纸箱子进来,有人拎着纸箱子出去,好像是一个地下文物交易中心。此外,民警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追踪了将近一年的“8·28”文物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小胖子”刘小龙也在这里出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们在洛阳发现了‘小胖子’,他和马守峰都出现在‘武汉张哥’家里。”民警向随州专案指挥部报告。
山东的“小胖子”、荣若巨,湖北的李斌、李建新等人组成的盗墓团伙和许昌的马守峰,湖北的王强、张坚、王宗新等人组成的盗墓团伙,两个团伙在洛阳的“武汉张哥”那里会合了。专案组民警意识到“武汉张哥”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的“地盘”和“能量”比山东“小胖子”和许昌马守峰还要大。
民警调查得知,张建中四十七岁,武汉市人,籍贯河南,从武汉某仪表厂下岗后,无正式职业,但他却在武昌南湖某中心地段购置了豪宅。他的妻子长期住在武汉,而他来到河南洛阳,租了这套房子居住。查看其银行账户,经常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款项进出。
种种迹象表明,张建中是一个重要人物。民警对张建中的租住地进行了几个月的蹲守,发现张建中与各地盗墓者、文物贩子交往密切,在他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地下文物黑市。在盗墓、倒卖文物的行当里,他显然处于“掌眼”位置,是盗掘古墓和倒卖文物犯罪活动的幕后推手。
收网行动
2012年7月22日,北京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袭击。而那天河南洛阳却是一个大晴天,当天气温高达三十七摄氏度。
一大早,侦查员就看到一辆崭新的帕萨特轿车停在张建中租住房的单元门口。开车人上楼后,搬下两个纸箱子。看来,他们是在交易文物。
经查,这辆帕萨特的车主叫刘文勇,湖北随州人,曾因伤害罪被判刑,2011年刑满释放后,一直无工作。他购买的这款帕萨特小轿车市价二十多万元,与他的收入明显不符。民警决定对这辆帕萨特进行跟踪。
让跟踪的民警没想到的是,这辆车出了洛阳去郑州,出了郑州又一路南下,开了十五个小时,于晚上九时许抵达杭州城外。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尾号为089的轿车在那里等候。双发迅速交接了纸箱子,然后离开。民警对他们转运文物的情况进行了秘密拍摄。
专案组民警先后二十余次赶赴北京、浙江、湖北、河南等地调查取证,经过近一年艰苦的工作,基本上摸清了以武汉人张建中、山东人刘小龙、随州人王勇为首的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犯罪团伙的情况,查清了二十多名团伙成员的身份,提取了大量犯罪证据。他们长期在湖北随州、河南洛阳、山东枣庄等地盗掘古墓、倒卖国家珍贵文物。
2012年8月29日晚,随州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听取了专案工作汇报,认为破案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采取收网行动。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蔡秀国在战前动员会上说:“打击文物犯罪,要打准、打狠,不仅要将犯罪团伙成员一网打尽,还要将被盗的文物追回,同时要摧毁支撑倒卖文物犯罪的经济链条。”
在公安部和湖北省公安厅协调下,随州市公安局派出五个工作组共五十多名民警,在湖北随州、武汉、襄阳,山东淄博,广东深圳,河南郑州、洛阳、许昌等四省八市统一行动。专案组决定,行动定在9月2日、3日、4日这几天,其他几个省要在洛阳的抓捕行动成功之后才能动手。收网行动成功与否关键看洛阳。
8月30日,随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朱传银带领几名刑警奔赴河南洛阳,实施对张建中及其同伙的抓捕工作。对于文物案件来说,如果光有文物而主要犯罪嫌疑人到不了案,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进程,甚至影响到对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及处理;如果光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而没有收回文物,那么将无法准确地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整个案件就不完美,甚至会功亏一篑。
张建中租住在洛阳市某机关家属区内,他在洛阳的活动能量很大,结交的人员很复杂,身边总有两三个人伴随其左右。朱传银到洛阳后,通过观察得知张建中及其同伙每天早晨要汇聚到他的租房内,商量、安排文物交易的事。朱传银立即和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刑侦大队取得联系,并就警力的数量和行动预案同西工同行进行了研究部署。
9月3日,朱传银等人和西工刑侦大队抽调的十六名警力按照既定方案,早早地来到张建中租住房附近的伏击地点。上午八时许,跟朱传银预计的一样,张建中在租房内没有动,马守峰、刘小龙等几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赶到其租房内。
抓捕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所有的民警都在等待朱传银一声令下,但是,朱传银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原来,他发现张建中的司机还没露面。这个时候,是马上抓,还是继续等,作为现场的指挥者,是要有耐心和决断力的。那个司机是张建中的心腹,一天二十四小时跟着他,专门为张建中开车、转款、送文物,对张建中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让他跑了,对本案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朱传银和同事们分析,那个司机应该来却没有来,可能是有其他事情耽误了。因此他们决定再等等。
果然,九点三十分,张建中的司机开着车出现在楼下,等候多时的朱传银等人立即上前将其抓获。司机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已被戴上手铐。随即,民警们冲进张建中的房间,将张建中等七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看到冲进来的警察,张建中知道大难临头了,他瘫坐在椅子上,像泄了气的皮球。
张建中租住的房间简直就是一个文物仓库,六十余平方米的房间内,到处放的是青铜器、陶器,办案民警共查获一百四十八件文物,其中有部分文物是从随州义地岗古墓中盗取的。张建中交代,多数文物是从“小胖子”手中购得的,也有一些是“小胖子”寄存在这里的,让他帮助寻找买家。
随后,随州警方在武汉公安机关配合下,在武昌南湖花园将张建中的妻子抓获,在其家中搜出大量文物。专案组在襄阳、随州的行动中,将王勇、张坚、王宗新、刘文勇等犯罪嫌疑人抓获。在河南许昌,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马守峰抓获,从其家中和店铺里搜出大量文物。
王勇交代,他在随州结识了来自襄阳的张坚、王宗新等人,几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张坚、王宗新等一直在策划盗墓活动。王强在自家菜园里发现古墓后,邀约张坚、王宗新等人来一起挖,盗得青铜鼎等文物,并通过马守峰倒卖。根据王勇的交代,民警再次奔赴浙江杭州,追回了被倒卖六次的青铜鼎。
这一仗打得漂亮!专案组连续奋战十昼夜,一举抓获张建中、刘小龙、刘文勇等三个文物犯罪团伙的二十余名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专案组紧紧抓住人(犯罪嫌疑人)、钱(资金、账号)、物(文物)三个关键要素,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摸清其组织体系、关联人员、作案过程、文物去向、资金往来,力争从人到案、从案到人、从人到钱、从钱到物,各个环节都搞得清清楚楚。对收缴的一百五十一组一百九十八件文物逐一进行登记编号,倒卖文物的流向与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一一对应,从而固定证据,进一步查清犯罪团伙盗掘古墓葬的犯罪事实。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用于文物交易的资金和账户依法进行了追缴和冻结,共追缴和冻结涉案资金一千二百余万元,扣押涉案车辆七辆。
文物“大鳄”
张建中不像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主角张起灵那样古灵精怪,也没有张起灵那样谜一样的身世。他是世俗中活生生的一个人。
张建中出生在河南省伊川县。伊川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紧邻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境内有历史文化遗址三十三处。张建中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解了许多文物知识。在武汉工作后,他经常看文史书籍,对考古类电视节目情有独钟。
十年前,张建中从武汉某仪表厂下岗后,一直无正式职业。他开始涉足文物市场,最初在武汉的徐东、香港路、硚口等古玩市场淘宝,倒腾一些瓷器、玉器、古钱币,赚点儿小钱。天资聪颖的他很快自学成为鉴宝行中的“顶级专家”,特别是对青铜器有很深的研究。
在武汉古玩市场摸爬了一段时间,张建中在文物黑市上以业务水准高、“眼睛毒”而闻名,他看一下照片就能判断文物的真假、款型及价值,经常有一些地下文物黑市的大买家请他鉴宝,盗墓贼挖到文物后请他鉴定价值、寻找买家,非法倒卖文物的贩子请他寻找便宜的、中意的文物。他很快挖到了第一桶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武汉的古玩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了。张建中和老婆商量,决定转战文物大市洛阳。于是他在洛阳租房,准备做“大生意”。
洛阳被称作“青铜之乡”,不但出土过历史上最早的青铜器,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也非常齐全,同时,还拥有西周最大的铸铜遗址。做古玩生意,特别是青铜器生意的张建中因此决定“问鼎中原”。
张建中的家乡伊川县有个葛寨乡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这本是中原地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近几年来却因为出产高仿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烟涧村在仿古青铜器上大做文章,村里的老艺人和村民们齐心协力,使失传三千年的金属冶炼工艺在他们手中重新焕发了光彩。
烟涧村从事仿古青铜器制作,最早始于一位方姓老人。早在1963年,老方经过多次实体雕刻、模具试验,成功地制作出仿战国时代的“牛鼻象背铜镜”。没想到这件仿古青铜制品,竟让一位从事考古多年的专家看走了眼,致使老方被当作文物贩子请进了公安局,差点儿成了一桩冤案。后来,在老方的带领下,烟涧村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制作仿古青铜器产业。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有三百多家,从业人员达一千八百余人,年创产值九千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的壁挂、仿古台灯等一千余种。
一些青铜器专家对烟涧村的青铜器复制工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位专家说:“他们复制的青铜器,不论造型还是纹饰,做得都比较到位,把商周青铜器的神韵显现出来了,可以说是豫西地区青铜器复制工艺的代表。”烟涧村仿古青铜器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十分抢手。
张建中多次到烟涧村参观,他看到烟涧村许多人家的门头上都有“仿古青铜器”的招牌,在村中穿行,加工青铜器的磨光机发出的声响此起彼伏,地上到处摆放着仿古青铜器的半成品。烟涧村村民告诉他,他们依靠网络,足不出户,就能把仿古青铜器销售到世界各地。烟涧村的仿古青铜器已被百余家博物馆收藏。
张建中到洛阳后,开始从烟涧村订购一些仿制的青铜器到古玩市场倒卖。仿制青铜器是工艺品,不是文物,标明“仿品”或“艺术品”进行买卖,明码实价,买卖价格高低无可非议。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些仿品标明“工艺品”来卖,这些东西进入古玩市场后,被当作古玩来卖,鱼龙混杂,让人真假难辨。
随着收藏热逐年升温,市场对文物古玩的需求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民间宝物被挖掘出来,但民间的藏品终究是有限的。于是,有人动起了地下文物的歪脑筋——造假。
古代青铜器器型雄伟、纹饰瑰丽,在数千年悠久的岁月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集极高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于一身。随着收藏市场的火爆,近年来国内青铜器的价格一路狂涨,过去曾被走私出境的青铜器正在源源不断地回流。但同时,由于其仿造所需的生产条件以及工艺并不复杂,所以仿古青铜器成为一些不法之徒获取暴利的手段,诸如移植、拼接等仿造工艺层出不穷,令收藏家防不胜防。仿古青铜器的数量之多也让人叹为观止,无论古玩店铺还是小地摊儿,只要是有古董的地方就能见到假青铜器。一位收藏界人士说出实情:现在哪有那么多真东西呢?市场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铜器古董都是假的。
青铜器是人们将铜、锡、铅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铸造而成的,在其后所经历的复杂环境中,金属被氧化,形成了铜锈。铜锈是古青铜器的特征之一,颜色多以绿、蓝为主。
不同地区的土壤中酸、碱含量不同。例如,我国南方出土的青铜器锈蚀的程度较北方的严重,人们常将南方地区出土的锈蚀较重的青铜器称为“水坑货”。锈蚀在形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受复杂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的作用,如污染、风化等,在这些复杂环境的长期交替影响下,古青铜器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貌。这些相对稳定的锈蚀是青铜器数千年与环境相互影响的产物,呈现出和谐的自然美,也是其饱经沧桑的象征。它们不仅能反映出青铜器的原料组成,还记录着青铜器与环境“相处”的漫长岁月中的各种信息,专家们可以通过锈蚀的分布、形态、颜色、光泽等来判断青铜器的真伪。因此,为仿品上锈是现代青铜仿古工艺中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锈蚀仿造的相似程度,直接决定仿造是否成功。而仿造者也会想尽办法来仿古锈,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种植锈”:将酸、碱、盐等各种化学药品掺入金属粉涂抹到仿品表面,然后再埋到土里来“种植”伪锈。或者将动物尿液、粪便或农用化肥与泥土混合,涂抹到仿品表面后埋到土里。
“胶着锈”:用胶水、松香、白芨浆、清漆等胶状物调配各种矿石粉、颜料,涂抹到铜器上。
“烧熔锈”:将调制好的矿物颜料在铜器表面烧熔,这些被熔化的颜料在降温后凝固在青铜器的表面。
“电镀锈”:用电镀技术在青铜器表面镀“水银皮”或“黑漆古”等。
“移植锈”:将古青铜器上的真锈移植或镶嵌到仿品表面,再用上述的各种方法组合做锈。
尽管做假锈的方法五花八门,但不外乎物理上锈、化学上锈两类。不过,做锈毕竟与古青铜锈存在根本的区别,如果用显微镜或其他仪器来分析,区别会更明显。假的终究是假的,假东西难以卖出高价格。如果假东西卖出的价格太离谱,被识破了,就会有人找上门来,后果可能更严重。
张建中在经营仿古青铜器的同时,也从事真青铜器的倒卖。作为文物收藏界的“专家”,许多人找他鉴定文物,他从而拥有了定价权,同时他也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收藏文物的爱好者、倒卖文物的商人,当然也有盗墓团伙的成员。他逐渐成为文物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真正的文物来自地下,地下挖出来的肯定是真的。”一个文物贩子说。
按照接近盗墓贼一端价格低,远离盗墓贼一端价格高的原则,在文物黑市上,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湖北随州出土的文物卖价低于北京、上海、广东,国内文物的价格低于国外的卖价。以青铜器为例,一件三级文物,在随州几万元就可以买到,从盗墓贼手里直接收购价格则会更低,但出了随州价格就翻一番,到了北京、上海、广州,价格会再次上涨,如果出了国境,进入东南亚或欧美拍卖市场,价格会飙升十到二十倍。
为了将“生意”做大,张建中专门物色了一批眼线,相当于盗墓行当的“支锅”。这些眼线(“支锅”)长期住在出土文物较多的河南洛阳、郑州、许昌,湖北随州等地,随时将各地的盗墓信息报告给他,由他决定对何种文物进行收购。同时,由他联系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大买家”,将收购的文物倒卖出去。
拥有定价权的张建中颇有人气,有很多中介给他提供线索,一些人也把文物存在他家里,由他帮着卖。几年下来,他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地下文物黑市大佬级人物,操控着河南、湖北等九省二十个地市的地下文物交易,江湖人称“武汉张哥”。
2009年秋,张建中从武汉到荆州,经人介绍,以六十万元的价格从一文物贩子手里购得一件西汉时期的青铜鼎,后经专家鉴定该青铜鼎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0年11月,一山西汾阳的文物贩子给张建中打电话,说汾阳某村出了两件青铜器。张建中让对方通过手机将青铜器的照片给他发过来,他看了照片之后,通过银行转账以五十万元的价格将两件青铜器购买下来。之后经专家鉴定,这一组两件青铜器为国家二级文物。
2011年5月,一个广州人给张建中发彩信让他看一件文物,张建中转账五万元,广州人就将这件文物快递给他。经鉴定,这件文物为国家三级文物。
2012年4月,犯罪嫌疑人王宗新、王强、张坚等人在随州古墓中挖出一件青铜鼎,马守峰来随州收购,后马守峰修补好了这只青铜鼎,并卖给了张建中,张建中又交给刘小龙代卖。后经鉴定,这件青铜鼎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2年3月,张建中在襄阳以五十五万元的价格买下一件青铜鼎,后以七十五万元的价格将这件青铜鼎出手,经过层层转卖,最后这件青铜鼎以一百万元的价格被一个浙江人收购。经鉴定,这件青铜鼎就是盗墓贼在随州古墓盗得的“曾侯宝鼎”,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建中通过倒卖文物聚敛了大量财富,他除了倒卖国家珍贵文物,还倒卖文物赝品,据说其一批文物赝品卖出了一千万元。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人气越来越旺,触角延伸到许多省份。
按照收藏行当的话说,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张建中也有“打眼”(指看错文物)的时候,也有被别人骗过的经历,还曾遭人绑架。
警方对他洛阳的住宅进行搜查,清点文物时,要他帮忙将文物包装起来。他一边将文物打包,一边叹息:“完了,完了。”
曾侯宝鼎
随州警方将“8·28”专案涉案文物从各地安全运回随州,并与文物管理部门合作,在随州博物馆地下室设置“5·8”专案涉案文物展示厅,临时保管存放。
2012年10月,国家文物局专门派出由前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带队的由七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组成的文物专家工作组来到随州,对涉案文物进行复核和鉴定。
“5·8”专案涉案文物共一百九十八件,全部放在特制的文物展示架上,占据了一整间展厅。七名国家级文物专家看到这批文物,惊叹不已。
经专家组鉴定,此次涉案的文物中,共有国家一级文物八件、二级文物二十六组三十六件、三级文物七十一组一百零四件、一般文物四十六组五十件。其中有春秋早期、中期和西汉时期的青铜鼎、青铜簋、青铜错银矛镦等一级文物,还有西周中期、晚期和战国时期的青铜簋、青铜尊、青铜戈、青铜羊灯、青铜盆等二级文物。这些文物中,涉及随州的共二十一件,其中一级文物四件,都是在曾都区义地岗盗掘的。
专家们表示,此次追回的文物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实属罕见。很多文物上有铭文,纹饰很有特色,既有长江流域的,又有黄河流域的,部分文物为目前国家出土文物中不曾有过的,无论是整体还是个别,都是稀世珍宝。此次追回的文物,为整个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物依据。而且,此次追缴的文物中仅三级文物的价值就达亿元以上,国家一级、二级文物为国家珍宝,其价值更是无法估算。
“5·8”专案的文物编号中,第八号文物是一只青铜鼎,该青铜鼎为敞口,浅腹,底近平,有两长方形附耳(附耳内残留范铸红陶土),三素面蹄足,口沿下饰一周夔龙纹,夔龙纹下一周凸弦纹,腹部素面,刻有“曾侯宝”字样的铭文。经文物专家鉴定,该青铜鼎时代属春秋早期,为国家一级文物。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介绍,这只青铜鼎上的铭文说,某年某月某日,曾侯宝请了上等的金属,制作了这只鼎器。因此文物专家认定,此青铜鼎为“曾侯宝鼎”,出土此鼎的墓的主人为曾侯宝。
此前,曾侯乙墓中发掘出的编钟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墓是战国初期曾国国君乙的墓葬。文献中对曾侯乙的先人曾侯宝有记载,但一直没有文物印证。2011年,湖北对随州叶家山古墓群进行发掘,出土文物证实那座古墓是曾侯谏墓,曾侯谏比曾侯乙要早五百年。这次发现刻有“曾侯宝”铭文的鼎,证实了曾侯宝的存在。曾候宝比曾侯乙早两百到三百年,正好填补了这个时期的研究空白。
“5·8”特大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破获后,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厅、随州市政府先后发来贺电和嘉奖令。湖北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曾欣等领导专门作出批示,肯定该案的侦破工作。
2012年11月,为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文物保护意识,随州市在该市博物馆专门开设了“5·8”专案追缴文物展示厅和展板,供市民参观。
(文中部分涉案人员为化名。照片由作者提供)
